关于蒋琬蒋公琰

关于蒋琬蒋公琰 (第2/2页)

甚至曾经批评刘备称帝太早的费诗，因为直言刚正，也被蒋琬任命为谏议大夫，尽其所长。至于王平、姜维两位杰出的将领，均在蒋琬北伐时随军听用。延熙元年（公元238年），大将军蒋琬驻军沔阳，任王平为前护军，六年（公元243年）蒋琬还住涪县（今四川绵阳附近），拜王平前监军、镇北大将军，统管汉中。姜维也随蒋琬进驻汉中，蒋琬升其为大司马，又命他多次率偏师西征。延熙六年（公元243年），姜维又迁镇西大将军，领凉州刺史。这些任命，都是蒋琬出于北伐的需要而作出的安排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董允和费祎，是诸葛亮生前极为看重的人物，蒋琬任尚书令并领益州刺史时，极力让位于二人。董允充任侍中多年，执政严明，正色匡辅，使后主刘禅不得亲近小人，对于安定蜀汉的政治局面功不可没。蒋琬曾建议对他赐爵封土，董允推辞不受。由于蒋琬的让位，费祎代为尚书令，领益州刺史分领宰相之事。从延熙元年（公元238年）到延熙六年（公元243年）蒋琬出屯汉中，费祎则在成都处理国务，二人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延熙六年，蒋琬回军涪县，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意味着宰相的人事交接提前完成。
　　
　　心系北伐壮志难酬
　　
　　继承诸葛亮遗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北伐中原、兴复汉室。由于地理、经济、人才等因素的限制，诸葛亮尚且惨淡经营、劳而无功。而征讨之事、应变策略更非蒋琬所长，其中利害关系十分明显。蒋琬深知自己难比诸葛丞相，但为了继承丞相遗志，蒋琬奋然一掷，决计北伐，并为此作出了悲壮的努力。
　　
　　汉中地区地处陕西南部的汉江上游，北屏秦岭，南障巴山，汉水横贯其间，形成了一个比较宽阔的盆地。其地接秦陇蜀楚，路通川、甘要津，古道交错，关隘重叠，易守难攻，历来有“西垂重镇”之称。三国时期，汉中是蜀的咽喉，汉中安则蜀安，汉中若失，则蜀国危在旦夕。加上汉中盆地土肥水美，气候宜人，历来盛产多种粮食作物，因此，它成为北伐重要的军事基地。
　　
　　蜀汉延熙元年（公元238年），即魏明帝景初二年，司马懿率军讨伐辽东公孙渊，后主诏令蒋琬率兵进驻汉中，等待时机，与孙吴夹击魏国。六年之中，蒋琬率军屯驻汉中，魏军不敢来犯。此期间，蒋琬还多次命令姜维率偏师西进，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，但是收效不大。
　　
　　蒋琬费尽心思，又想从水路进攻，他认为诸葛亮生前多次出兵秦川，道路艰险，来往不便，不如沿汉水、沔水东下、进攻魏国的魏光、上庸二地，于是，大造舟船，准备出击，不料蒋琬旧病复发，未能成行。朝中官员大多认为：水路出兵容易，但万一失败则回返不易，不是上策。蒋琬的这一举措还引起了孙吴朝臣的疑惧。步骘、朱然等上疏，说传言蜀要破坏吴蜀联盟，与魏交好，多作舟船，缮治城郭，等等，应该加强戒备，孙权力排众议，一场风波才算平息。
　　
　　后主派尚书令费祎、中监军姜维来汉中与蒋琬商议大计，蒋琬深感惭愧，感激发愤，又一次上书后主，他诚恳地写道：“为汉室除残去秽，是我应尽的职责，由于我资质驽钝，又兼疾病，来汉中六年，并无进展，俯仰惟艰，寝食不安。现在魏国强大，北伐不易，我与费祎商议，认为凉州地势险要，进退可据，羌胡人心思汉，宜用姜维为凉州刺史，姜维出军西北，我当率军后继，而涪县水陆通达，万一东北有变，应付不难。”一片赤诚，一番苦心，溢于字里行间。
　　
　　延熙六年（公元243年），蒋琬从汉中回军，到涪县驻军，以费祎为大将军，出守汉中。在涪县的日子里，国事基本上交给了费祎，尽管病魔缠身，蒋琬仍然念念不忘北伐事宜，想到丞相的重托，心中十分不安，他觉得自己有负丞相厚望。延熙九年（公元246年），蒋琬在疾病折磨之中与世长辞，北伐未成，含恨归天。
　　
　　大度雍容胸襟宽广
　　
　　诸葛亮曾经对杨仪（字威公）的才干倍加赞赏，大军出征，杨仪规画部伍，筹度粮谷，办事干练，不假思索。起初，杨仪为先主刘备尚书，蒋琬为尚书郎，以后二人同为丞相参军、长史，每次随行，杨仪总是负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，论为官才能，杨仪都在蒋琬之上，杨仪也认为诸葛亮之后非己莫属，那么诸葛亮为什么选择了蒋琬呢？
　　
　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杨仪气量狭窄，自负狂傲，在军中经常与魏延发生争执。魏延又是一个个性很强，很有主见的将领。诸葛亮病逝，遗令杨仪处理后事，魏延不服，双方争斗，各自上表后主，称对方为叛逆。后来，按照诸葛亮的计策杀了魏延。杨仪还踏上一脚，诛魏延三族。由于杨仪心性严酷等原因，后来没有当上宰相，杨仪深深不忿，居然说：“当年我如果举军投魏，哪会像今天这样！”此事被费祎知道后密奏后主。杨仪被废为庶民，徙至汉嘉郡。杨仪至徙处，又上书诽谤，辞指激切，被朝廷问罪收押，杨仪于是自杀身亡。
　　
　　居宰相之位，理全局之事，必须眼界开阔，心胸博大，身居高位而意气用事是极为危险的，更何况蜀国内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人事矛盾呢？与杨仪相比，蒋琬正好符合一个承平宰相所具备的体气和平、安抚大局的气质和要求。
　　
　　蒋琬曾经提拔杨戏为东曹掾，甚为看重。杨戏生性疏略，蒋琬与他谈话，他经常不作回答。于是，有人别有用心地对蒋琬说：“杨戏轻慢傲人，有些过分了吧？”蒋琬严肃地回答：“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当面顺从而背后非议，这是古人所不为的。杨戏要称赞我，这又不是他的本意，要反驳我，又会表明我的错误，所以沉默不语。这正是他为人坦诚的表现。”蒋琬言行一致，对杨戏始终没有一丝一毫的成见。相比较而言，姜维外宽内忌，无法容忍杨戏的傲视，有久，将其废为庶人。
　　
　　更为显著的例子是对待杨敏。杨敏曾经直率地说：“蒋琬作事愦愦，真是不及前人！”这一大胆的言论很快被报告上去，有关官员要求审讯杨敏，蒋琬表示反对。他说：“我确实不如前人，这是实情，不必追究。”既然如此，按规定就必须有不加追问的理由，蒋琬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如果不如前人，那么事情就不会办好，事情办得不好，不就是作事愦愦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”不过，这件事还没有了结。后来杨敏因事入狱，有人担心蒋琬乘机报复，这样一来杨敏必死无疑。但是胸怀磊落的蒋琬并无芥蒂，不怀成见，杨敏得以免除生命之忧。
　　
　　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：蒋琬确实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度量。因此在他为相期间，蜀国基本上没有人事上的重大矛盾和纷争，保证了全国官员同心，上下安定。蒋琬的才能远不及诸葛亮，这是无可置疑的，但他能沿用诸葛亮的成规，以静治国，注意选拔人才，用人之长，兼之气量宽宏，心存大局，因此使蜀汉在失去了诸葛亮之后维持了稳定的政治局面。至于北伐，他审时度势，积极进取，虽壮志难酬，但其所作所为亦基本符合天下大势和蜀汉国情。从上述几点看，蒋琬仍不失为一个继诸葛亮之后的一个作风稳健的政治家。